问 | 黄漫婷 王姝莉

来源 |《数字教育》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之中，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正全方位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如何看待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各国和国际组织纷纷实施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趋势?如何理解我国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之源?如何看待新时期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先前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区别?如何看待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升级、融合创新之间的联系?如何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如何理解未来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愿景?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展了哪些教育智能化升级的研究工作?《数字教育》特邀胡小勇教授为我们分享他的学术观点。

胡小勇：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包括教育人工智能、信息化教研创新、教育信息化理论与政策等。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虚拟教研室负责人等，开设中国大学MOOC“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课程。

记者：胡教授好!身处数字化转型浪潮之中，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出台有关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战略和计划。您可以谈谈对这种趋势的理解吗?胡教授：谢谢您的问题。我认为这反映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共识和在教育领域中的实践反应，旨在全方位推动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变革。这主要包含几方面举措。一是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教学设备资源。教育基础设施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如芬兰启动了“FINNABLE2020”项目，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来建立健全网络学习社区。法国政府2015年确立了“数字化校园”教育战略规划，推进教育数字化系统覆盖全国中小学校。德国联邦政府2019年发布了《中小学数字化公约》，计划投入50亿欧元持续改善全国中小学的数字化条件。二是推进数字化能力教育，提升师生数字素养。鉴于当前师生的数字素养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教育实践，全球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在实施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项目。欧盟在《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中指出，要通过培训来提高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数字素养，并提供欧洲数字技能证书;加拿大则结合K-12学生的特点，开发了培养学生数字素养的课程体系;荷兰针对各学段开发了融入数字素养的示例性课程与教材，为教师讲授提供指导与建议。三是部署数字化教育治理，提升教育系统韧性。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对全球教育系统脆弱性的担忧，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成为如今教育治理的重要课题。联合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及之后的教育政策》，提出重塑教育，加快教学变革等建议，旨在为全球建立更具前瞻性、灵活性、包容性的教育系统提供行动建议与方案;2021年法国制定了“教育数字领地”项目，提出“加强教育系统的复原力，尤其是应对危机的治理能力”的战略目标。

四是设计数字化标准框架，为转型过程提供指导。《欧盟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指引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的教师数字化专业发展政策的研制;《德国学生数字素养框架》则为各州教育部门调整教学大纲和教育标准提供指引。教育数字化成熟度模型或框架可以引导教育组织评估当前转型的有效性，从而进行有效的后续部署，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

记者：您认为推动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力量有哪些呢?胡教授：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看待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力量。第一，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是国家战略主导推动。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政策为抓手，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战略导向。比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指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也强调，要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着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正式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还有近期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集成多项国家教育公共服务，扩大了覆盖范围、应用对象和服务效益，是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行动的关键成果。第二，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是应用现象崛起倒逼。师生积极将数字技术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既为自身减负，又为数字化转型提供需求牵引。比如，智能批改技术大大节省了教师的时间，使他们能够从机械化、重复性的作业批改工作中解脱，将更多精力放在教学和研究上;书写文字识别、物联网结合学科知识图谱、学习分析等技术，可以在不改变学生纸质书写习惯的条件下，实时记录并保存学生的学习数据，从而得以精准分析学生的薄弱项，有效布置个性化的作业，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第三，从多维协同的角度来看，是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等多方形成合力，协同推进。建立“政、产、学、研”协作机制，能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技术攻关以及实践创新和成果转化;协同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力量，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确保数字化转型建设和政策制度支持的前瞻性和系统性。

记者：关注教育数字化转型，应与先前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有何区别?胡教授：教育部怀进鹏部长曾强调方法重于技术、组织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深化发展与融合创新，应当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教育新基建，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底座。教育新基建既是支持教育系统各项变革工作的基础条件保障，也是新流程和组织运行的技术平台，能够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第二，思维观念重塑，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任务。数字化转型不但涉及技术的变化，更关乎思维观念的革命，思维观念在教育的发展转型过程中发挥导向和激励作用，对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以及绩效有重大影响。当今时代是人与技术共同进化的一个时代，要充分意识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新重点不是所谓的技术创新，而是人的能力建设和思维培养。第三，组织结构变革，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内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的现代化，优化教育结构。因此，教育组织结构变革势在必行。随着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各主体孤立的状态也将被打破，未来将建立起更具开放性、互联性、多元化、融合化的教育体系，使教育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模块化、柔性化。

第四，流程业务再造，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抓手。应聚焦教育中的高频应用需求，以用户体验为驱动，提升教育数字化服务能级。比如面向学校、师生、家长和公众，对接幼儿园、中小学等各教育阶段，利用一体化服务平台，实现教育业务的一网通办、全程网办。以数据共享为基础，提升教育数字化智治水平。通过搭建统一规范的教育智慧治理平台，实现数据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的流动，有效缓解因行政分割带来的碎片化治理问题，切实提高教育政务服务水平与应用落地能力。

记者：教育数字化转型常常与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相联系。您是如何看待的?

胡教授：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由起步、应用向融合、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推动教育从信息化迈向智能化的升级过程，也是对教育进行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全领域的改造过程。其主要体现在优化调整教育供给、有效促进教育模式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效益。在教育供给升级方面，数字技术使得资源与服务快速汇聚，资源与服务提供方能借助智能化手段探知用户需求，从单一固定的有限供给向多样化、精细化、个性化的优质供给升级。在教育模式创新方面，人工智能可以精准定位目标用户，充分挖掘价值需求，进行智能推荐和精准服务。在教育效益提高方面，数字技术加速渗透融入教学、学习、管理、考试、评价等核心场景，助力教育降本增效。智能系统能够对部分人力工作进行有效取代，降低成本;人机协同则能实现基于智能化决策的最优运筹，增加效益。

记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影响。对此您怎么看?胡教授：新冠肺炎疫情虽对常态教育造成了很大冲击，隔开了教学空间，打乱了教学秩序，但也带来了“三个没有变，一个回不去”的新契机，又间接加速推动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三个没有变”是指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大趋势没有变，优质教育资源结构性稀缺的新时代教育主要矛盾在短期内没有变，党和政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初心使命没有变。“一个回不去”是指我国两亿多师生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信息素养得到倒逼提升，养成了难能可贵的数字化工作学习习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在线教学发挥着“补位不缺位”的作用。《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也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形成课堂内外联动、虚实空间融合、线上线下教学融合的教育教学新业态。

记者：您能展开说说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愿景吗?

胡教授：大致来说，未来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六大方面。

一是学生学习转型，走向智慧学习。数字技术赋能教育，不仅使学习突破时空限制，也使学习走向精准化、拟真化、个性化、高效化。智能技术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动态分析、精准预测和有效干预，提升学习效果;数字孪生、XR技术等能够构建高仿真和强交互的学习空间，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学习投入度，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体验;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算法等能够自适应推送资源，助力学习者个性化发展;智能、集成的学习工具能够节约学生查找资料的时间，提供更便捷的学习服务。

二是教师发展转型，走向终身发展。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既给教师带来了挑战与压力，也为他们提供了多元化的终身发展途径。面对复杂的教育实践情境，教师应当树立终身学习的专业发展理念，不断转变思维方式，调整自身定位。数字技术不仅推动了优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促进教师的个人发展;也促成了网络名师工作室、网络教研联盟等多种教研组织形态，助力教师共同体的专业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更精准高效地记录教师的发展历程，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有助于教师自我诊断和反思教育决策者的循证管理。

三是学校建设转型，走向未来学校。首先，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未来学校将突破学习时空边界和传统“围墙”限制，成为“虚实结合”的学习中心，并能够提供时间弹性化、内容定制化、方式混合化的课程;我国也通过教育新基建助力“双减”政策落地，以信息化为主导，搭建公共资源服务平台、深化智慧校园建设。其次，人机协同将成为学校发展新形态，人工智能在学校教育中具有替代、增强、调整、重构的作用，能够调整学校教育系统的结构格局，重构学校教育生态。最后，未来学校强调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目标，更加重视培养发展人的综合素养，回归“人的发展”本位，以智慧诊断为依据，提供个性化、多样化、人本化的服务。

四是教育评价转型，走向综合评价。数字技术为教育评价改革转型提供重要支撑，促使评价方式精细化、评价过程隐性化、评价主体多元化和评价结果动态化。无痕式、伴随式的数据采集能够全方位全过程获取个体的认知类、行为类、情感类等多维度数据;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框架内，基于大数据和画像技术，不仅能更加立体地刻画每个个体，而且能实现教师、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评价，从多视角反映个体的综合表现，使评价结果更为全面客观。

五是教育治理转型，走向智慧治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促使教育治理发生新突破，能够实现精准管理、科学决策、远程督导和安全预警。通过设置全方位的传感器，对学校数据进行采集、挖掘和可视化处理，促使管理精准化;将数据明确计量、精准定性，能够为各级管理人员提供及时全面的支持，促使决策科学化。智能技术能够对教育过程实时监测与智能预警，帮助一线教育者及时发现问题，实施紧急预案，促使管理更安全。

六是教育育人转型，走向家、校、社协同。数字技术为解决人才培养中教育场景分离、信息不对等、合作沟通不深入等问题提供了可能。它能够打破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壁垒，联结三大育人主体，形成“政府主导—学校组织—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教育闭环，并进一步优化协同教育环境，创新家、校、社联动育人模式。例如可利用智能平台收集分析学生的发展轨迹，追踪共育过程，评价共育效果;也可以满足教育系统中不同群体的多样需求，达到家、校、社默契配合与因材施教的效果。

记者：最后，您能介绍一下您团队在教育智能化升级方面的研究和工作吗?

胡教授：教育智能化升级一直是我们信息化教学创新团队重点关注的内容。近几年，我们团队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开设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教师教育慕课。我们团队立足于一线教育工作者的需要，开设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慕课。课程对标金课建设的“两性一度”要求，为教师提供了“人工智能与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环境、人工智能的学习应用、人工智能的教学应用、人工智能教育评估与管理”五大模块内容，旨在帮助各学科师范生和一线教师适应与应对“人工智能+教育”的未来职业挑战。二是组建了“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国家级虚拟教研室。2018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发布了《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实施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均明确提出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提升行动;2022年，教育部启动高校虚拟教研室建设。我们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院校和企事业力量牵头组建和获批了“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国家级虚拟教研室;我们将依托该教研室对大中小学各级各类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搭建理论碰撞、实践应用、经验交流的平台。三是开展多维度的教育人工智能研究。我们立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坚持“研究导向、创新引领、特色发展”的基本原则，协同高校、智能教育企业和区域教育部门围绕“教育+人工智能”开展科学研究、产学研合作和社会服务等，例如研究院近期开展了教师画像研发、学科智能教研、乡村智能教育等研究项目。期待有机会和全国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迎接教育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挑战，把握时代机遇，携手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