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英:从数字经济战略视角解读华为(上)

  • 董小英

  • 202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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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老不董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华为,也是最初从华为采纳IBM的IPD进行集成管理研发系统,然后开始更深入地用10年的时间去观察、收集资料和研究。

我还有华为的姊妹篇《思科实访录:从创新到运营》,当时也是跟国资委、央企的领导们到美国思科公司连续学习了4年,把华为和思科做了对标研究。在《华为启示录》这本书里主要讲述华为和思科作为中国与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对手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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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也做了介绍,我自己对数字化转型也做了不少企业调研,特别是制造业,7月份我们出版一本新书叫《创变: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与机制创新》。在那本书里,我重点研究了平安和美的的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创新。通过深度的案例挖掘,找到了6个机制创新的重大方面,以及32个在机制创新中所要做的实际工作。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分享助力中国的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我们经历的历史上还没有一家被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持续打压的企业,或者在各种场合把一个企业作为靶子,这是我们在有生之年从来没有经历过。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打压,首先是在市场上阻断。昨天我们开会有个德国的知名记者,我也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选择华为做5G供应商是什么样的考虑?这里面会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涉及到各种方面的数据问题。他说,5G对德国的中产阶级来是极其重要的,不能使用一个听上去不熟悉的企业的技术,首先是市场上阻断。

另外就是华为的供应链,大家也都了解,手机芯片对华为的手机产品造成了重大影响。美国把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技术阻断,形势非常严峻,科技竞争在华为案例上还是很严酷的。

美国为什么重点打压华为?

在中国所有企业中,华为在各方面最符合国际领先企业特征。

首先,技术领先。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全球的PCT专利上,全球入围的前十名企业有三家中国企业。第一是华为,第二是中兴,还有一个是京东方。用PCT专利数量衡量,华为的专利技术具有领先地位。

第二,国际化程度高。在美国打压之前,华为的收益75%是来自于海外市场,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国家的竞争力就是要看跨国公司的数量,而跨国公司的核心特质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收益的能力。

第三,品牌知名度。虽然中国有非常多的大企业,但是在ToB端和ToC端,品牌的知名度是无形资产中的制高点。我们研究了华为的手机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从低端变成了高端产品。当时华为在手机产品开发过程中紧跟指标消费者推荐度NPS(该指标指消费者向其他人的推荐比例),华为手机品牌知名度在全球是排在第18位,如果不是美国的打压,它进入全球市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第四,管理能力靠拢国际一流企业。在华为30年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视管理体系的打造,持续引入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体系和方法,持续突破传统文化的约束,做到管理与国际一流企业接轨,投入巨大。

第五,运营卓越。运营体系的效率和管理成本、净利率、毛利率都密切相关。1996年任正非在华为89亿人民币销售额的时候就提出,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当时在跨国公司看来这简直是笑掉大牙的事情。华为是在弱小情况下,提出向世界一流企业迈步,它的研发投入当时只有IBM的1/60,品牌、产品、市场和国际领先企业差别都非常大。但是任正非认为我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一定要走三步。第一步就是管理上和国际接轨。我讲课当中碰到很多的企业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如此高的优先度上。任正非有一个认识,中国5000年来很难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就是中国人思维太灵活易变,没有经历工业化精益管理和质量管理的严格训练,缺乏一个可以作为战略资产的管理运营系统,因此,华为是非常重视管理的。

2019年,我到深圳去拜访了华为的数据中心。它们其实是07年开始做数字化转型。华为的数据中心有300多人。我听完的介绍以后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华为在做数据管理的时候,把人们认为很繁琐、很基础、很难的事情做到极致。比如把670万张表单全部标准化。这样在做到数据入湖的时候,它的数据基础非常扎实,《华为数据之道》这本书比较完整地显现了数字化转型中华为的实现方法。

这两年,在美国的打压下,华为的手机销售额从财务指标上同比下降原来海外占75%,现在中国区占到65%。在美洲、中东、非洲、亚太都有减少,所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重大的挑战。

在如此困难环境下,华为选择艰难转型,在未来5年中,不仅活下来,而且要有质量地活下来,作为一个有前瞻性的企业,华为很早就开始研究各类的智能硬件。当手机市场不好的时候,前摄性的研究在可以助力它快速转型。

与此同时,华为今年的研发超过了15%,还在加大投入。我上个月去趟深圳,到华为去看了看,还在招人,增加了2万人,而且开始进入基础软件和操作系统领域。我和华为战略部也有交流,他们也在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态势进行紧密的跟踪和判断。

华为在美国的战略版图中受到打压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习总书记讲,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迁移过程中,每一次文明的迁移都是由技术创新引领的。我仔细看了在座各位的背景,也许我们的行业离科技是有距离的,但是在我对企业做数字化转型的调研中,科技注入传统企业的速度、强度和深度越来越大。

比如说,在17-18世纪末,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在农业文明中是引领世界的。到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当英国的呢纺织业是比较传统的行业,对创新、技术变革不敏感,但是英国的棉纺织业有很多从欧洲大陆来的工匠,开始来想通过工具的变革来提升行业的生产力。

珍妮纺纱机技术将纺棉花的效率提升了15倍,水力纺纱机提升了60倍。再加上蒸汽技术的发明、纺织工业、铁路等等,英国通过一系列由工匠驱动的技术创新,再加上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英国的基础研究、科学研究出现了非常多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科学家。所以说科学技术加上技术创新,把英国纺织业的竞争力大大提升了。

英国开始是出口纺织产品,之后又出口纺织机械,全世界的财富一下就向英国集中。当时伦敦只有20多万人,在工业革命的驱动下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国通过10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转化进程,法国是60年,德国当时还是很多公国,由于那时候信息通信技术不像今天传播的这么快,所以德国在工业革命当中是后起之秀。

Made in Germany这个口号是当时英国的商标法要求德国人写的。说德们制造的菜刀仿造英国的菜刀,以英国的名义出手,是个劣质品,原产地必须写德国制造。德国在工业革命中奋起直追,完成了整个国家工业现代工业体系的构建。后来,纺织技术迁移到美国,对美国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是第一次文明的跃迁。

第二次文明的跃迁在1993年。那个时候全球竞争力最高的是日本。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引入欧洲和美国的非常多的发明,像电视机什么这些都是欧洲美国人的发明,在日本整个生产体系上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和管理的变革。

我们看到,八九十年代,当时很多哈佛的案例以及管理变革的工具,像敏捷制造、精益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都是由日本企业提出的。在90年代,我当时看到日本和美国民众的对话,日本的民众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日本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当时美国的企业的管理创新只发生在局部环节,而日本是全面的创新改善。

大前研一、野中郁次郎讲到创造知识的公司,最近清华大学的陈劲教授又组织人把他的十几本书又重新翻译了结集出版,系统地反映了日本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实践。

1993年克林顿上任的时候,美国认为它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日本,日本的竞争力也是全球第一,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重点关注怎么去超越日本,Internet是1969年美国军方担心苏联炸毁它的地面通信设施而开发的通信系统。十年以后军方有很多的计算要求大学帮着做,美国100所大学在internet上连接。到了1993年,浏览器发明出来,大大方便了人们操作和超链接系统呈现,互联网开始商业化。

当时克林顿政府下的戈尔副总统,父亲也是美国参议员,他说自己父亲在任的时候,50年代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全面发展,美国应该推进信息高速公路。克林顿政府就提出了国家战略,叫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用在五大战略领域:一是政府,电子政务,二是电子商务,三是教育,四是医疗,五是军事。所以美国的企业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信息技术的投资超过了对所有固定资产的投资,不是去买楼买地,而是在信息资产上的投入超过了对所有固定资产的投入。

这个信息资产的投入存在悖论。很多学者研究这个信息市场的投入到底回报是多少,IT部门花的钱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收益?有些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是正向关系,有些研究发现IT投资和绩效不相关,还有很多研究没有看到相关性,所以在学术界将其称之为“IT悖论”。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信息经济发展的进程。

尽管如此,很多企业都认知到它的战略价值。所以克林顿的战略推进以后,产生了三个重大影响。第一个重大影响,美国的重大产业、政府、企业把大量的钱投入数字化建设。

第二个重大影响,在美国加州很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企业崛起了,和美国军工一样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由此,美国的经济中心也从波士顿东部迁移到了西部,乃至西部128号公路沿线被称为第七共和国。由于当时世界其国家都没有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形成的资产在全球的GDP排第七。

第三个影响,克林顿把NII概念推向全球。中国是在四年以后开始加速网络建设的。结果美国的这一批IT公司一下子跃升为全球企业。由于当时全球没有类似的产品,克林顿就通过“换赛道”的竞争模式超越了日本。

从我和日本松下公司的交流中发现,日本人在信息文明的迁移中晚了整整10年,在意识、产业切换上,再加上美国对半导体产业的致命打击。所以在信息文明主导的产业中美国独占鳌头。我这个模型已经有四五年了,今天我们看到碳排放碳中和,未来是进入绿色文明的。

的确,我们今天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德国人最早提出工业4.0,因为德国企业也非常焦虑,它的国内市场不大,只有8000万人,主要面向全球市场,如何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它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德国企业家也意识到,软件定义产品对汽车产业的影响,数字化能力将产品为核心的商业逻辑转化为服务为核心。一个特斯拉的市值就把传统的三大汽车的市值给涵盖了。而且,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非常快,德国有三大核心优势,电池、车联网和工业设计,中国的电池发展很快,将来车联网配合5G也会发展很快,再加上工业设计,宝马7系的总设计师已经被比亚迪挖过来了。

美国的民主党一直有明确的国家战略,比如奥巴马提出三架马车。第一个数字生态系统,第二个企业家精神,鼓励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第三个就是绿色能源。现在的民主党是更清楚的,更理性的,有一批精英。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表面上不怎么多讲,其实在战略上,因为两个高级的对华智囊,博士论文都是研究中国的。所以说先和中国竞争,首先要自我改变,强身健体,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在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能源经济方面,都在布局。

如果在这个背景下理解美国为什么打压华为就比较清楚了,是技术创新驱动的文明迁移时刻,谁来做领头羊,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未来信息高速公路主赛道谁是核心玩家,在消费类互联网形成中美企业竞争格局之后,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所形成的生态体系,将直接影响国家和国际供应链的命脉,所以美国如此强悍地打压华为就可以理解背后的逻辑。

在中美竞争中,最硬核、最关键的是战略性技术的竞争。技术领先性不光与全球和地缘影响力有关、与势力范围有关,还与掌控力有关。

对于西方来说,是有几个惊讶。第一,中国从低端生产者到高端生产者的速度让他们没想到。第二,中国人如此快的富裕让没想到。第三,中国的创新能力也没有想到,包括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新能源建设等他们都非常关注。

如果在这个背景下理解美国为什么打压华为就比较清楚了,是技术创新驱动的文明迁移时刻,谁来做领头羊,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未来信息高速公路主赛道谁是核心玩家,在消费类互联网形成中美企业竞争格局之后,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所形成的生态体系,将直接影响国家和国际供应链的命脉,所以美国如此强悍地打压华为就可以理解背后的逻辑。

在中美竞争中,最硬核、最关键的是战略性技术的竞争。技术领先性不光与全球和地缘影响力有关、与势力范围有关,还与掌控力有关。

对于西方来说,是有几个惊讶。第一,中国从低端生产者到高端生产者的速度让他们没想到。第二,中国人如此快的富裕让没想到。第三,中国的创新能力也没有想到,包括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新能源建设等他们都非常关注。

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优势和什么密切相关?

第一是和军事密切相关,5G技术、6G技术,美国最担心的是军方,而军方最关注的是速度。

第二是技术和经济的关联越来越深。比如我做平安案例时,平安的科技部门现在是一级部门,跟业务部门平起平坐,这是在很多企业中没有的。科技对它的业务的贡献率现在是30%,未来要到50%。将来的能力输出是科技能力,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声纹识别技术、智能大脑的技术等等。比如美的现在不称自己叫家电公司,称自己叫科技公司。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是数字化水平最差的,建筑是倒数第二的,它们都在加大数字化转型,用科技赋能传统企业。

第三,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对全要素整合和匹配的效率。随着新技术与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它要解决的是各行业、各领域全要素配置的效率,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如疫情期间的航天云网,有云网以后,把所有能够生产口罩、生产呼吸机的企业和需求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对接,信息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就大幅度下降。再比如,比亚迪用7天时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口罩生产商,每天生产1亿个,这都得益于科技的转换。

第四,战略通用技术与创新体系的深度关联。在我们出版的《变数:中国数字企业模型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有一个概念叫战略通用技术。战略通用技术有三个特征,一是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创新体系的主导性力量。技术驱动的文明跃迁时间跨度是以百年为计,数字化进程到底需要多少年,根据孙正义的说法,至少350年,因此,数字化转型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二是它会渗透到所有领域,可以说无所不在,像移动互联网一样无所不在。三是它所引发的创新强度,会引发颠覆式创新,像BAT企业、平台企业,在商业模式上产生颠覆式创新。随着不断有新技术的出现,它们与战略通用技术组合在一起,引发新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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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直对战略通用技术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这得益于它在二战中依靠科技引擎获得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二战期间到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的杰出贡献,使美国甚至科技对军事竞争的影响极其重大。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加速对知识资产的系统化建设,并通过机制创新将其的商品化、市场化、价值化,使得科技和知识的力量快速融入到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之中。当时苏联的基础研究也非常扎实,但是苏联没有发展知识经济。但是最近这几年来,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没赢。第一次在伊拉克战争中打了个平手。美国和英国不一样,英国到世界各地扩展殖民地,美国是到各地培扶植亲美的政府。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它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在中东战争一共耗了7万亿美元,钱花到战争中以后,它的公共品减少了,美国的基础研究在过去十年时间里下降了10%。

最近,斯坦福大学李飞飞教授等人授给美国国会提了个议案,要建立叫公共研究云。把云平台建立后的大数据都放上去,所有的科研在云上做,数据共享给教授和博士生,加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知识探索与发现,这个趋势一定要引起我国决策者的高度关注,公共研究云会大大加速知识创新的速度,美国是很会换赛道超车的,而我们学术界的大量研究还是各自为政。

在过去40年,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浪潮推动了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数字化能力具有远程操控的特征,美国出现了制造业外包的潮流,但制造业外包,会导致创新力下降。但是如果研发部门和制造部门靠得很近的话,研发的创意就可以在生产车间快速迭代。生产循环可以加速创新事业,仿真、3D打印加速了创新研发。

当制造业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力量会追求低成本,制造业外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三个损害:一是制造业外包,创新力下降;二是税回不来,很多高科技公司挣了很多钱,在海外放着。特朗普上任后提出可以给他们减免,结果那些钱就回流了;三是美国大量的蓝领失业。美国人在反思经济的过度虚拟化,真正的竞争力还是要发展可贸易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并将其出售到国际市场上。

美国创新很大的特点就是,基础研究可以去研究当下没用的知识,或者是当下没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这是美国在科技研究中的战略性优势。比如互联网超链接技术是在1943年提出来的,真正实施后,到1993年超链接才变成现实。今天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从提出到真正的爆点提出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基础研究不能太急功近利,好像今天是没有用,但我们给这些人空间,才能够在未来有知识的储备。

技术优势与国际贸易依赖度

技术优势会对华为的经济依赖度有影响。全球化是相互依赖的体系,在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相互依赖体系的渗透是很深的。比较浅层的依赖就是硬件产品,比如精密机床、设备,都是必须到国外去买。

相对深层的依赖度在供应链。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赖很多属于来料加工,把加工后的高附加值产品卖出去,知识产权并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华为的手机芯片制造技术,对整个的供应链依赖度,被美国人精密地解耦,看是哪个环节是致命性的。现在在深圳,要对所有的产业链精密解析,看看华为的风险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企业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更深一层的依赖度是知识和技术。我以前专门研究过全球的知识数据库。美国人真的是很有战略眼光,在二战以后就建了非常多的数据库,给欧洲人钱把写的论文全都放到美国的库里,迈向全球市场。欧洲人就拼命就开始把自己的文章等等都加到美国的数据库。结果美国变成全球最全的数据库,再以高价反向卖给欧洲、中国。更关键的是知识蓄水池和水龙头,全球70%的数据库掌握在美国手里。

更深层的依赖度是软件系统和操作系统。在硬件领域里有一两家中国企业,但是在工业软件、企业软件、操作系统,在全球的player里边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这个就更深层的依赖。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全球共享,但是事情也不一定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文明跃迁的过程中,谁是下一轮国际竞争的赢家?

我在这里面用了一个概念叫CPS,如果在座的领导中是有懂信息技术,咱们国内翻译叫信息物理系统。比如电脑和设备之间,在电脑上可以映射设备的整个操作和修改过程,操作过程的数据又可以在电脑中得到修改和挑战。CPS有点像数字孪生,但是强调之间的交互关系。CPS系统被美国和德国人认为是未来引领的十大数字技术之首。

我们把CPS放在广域的社会环境下来分析,我们研究制造业数字化能力,这个C叫Cyber网络,P叫Physics叫物理空间或者叫实体,S就是system这个系统。我们放在广义的社会环境下,在实体经济这方面,德国企业它是世界上隐形冠军和长寿企业最多的。我们到德国去看,整个的制造过程智能化工厂和数字工厂,还是很领先的,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但是网络空间的技术,比如搜索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等,数据分析技术,在美国是更领先的。金融时报上有篇文章,苹果为何统领互联网?美国的制造技术和供应链技术同样非常强。

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的智能制造在实体的精度上、深度上、制造品质上,中国和德国有很大差距。但是在网络技术方面、网络空间上面,很多原创性的知识还在美国。所以中国承载了多重竞争压力。

现在全球数字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实体经济在向网络去迁移。首先是连接。比如车的连接、设备的连接,现在中国物联网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随着5G的应用,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物体连接。连接以后就能获得数据,然后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去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做出更精准的分析。比如我在美的做研究的时候,设备的生产靠最有经验的车间主任,他能找出来50个左右的质量问题。但是把设备运行的状态数据化后,可以找到1万多个异常值,制造精度就大不一样了。而且,通过不断地数据训练以后,就可以找到设备的运行规律。什么时候到了生命周期?什么时候需要维护?都可以做出预判。通过把实体空间的资源映射到网络空间后,实体资源的配置效率会大大提升。

平台企业具有技术优势。全球最有价值平台一共大概是70个,那么中国和美国拥有的平台市值在全世界占到了94%。欧洲现在用数据隐私法保留数据,不能流入美国、甚至中国去。

数字化技术构建的平台企业是将来经济的制高点,它的力量在哪?

第一,彰显价值观。比如Facebook就能拒绝特朗普,不准他在上面讲话,我是价值倡导者,我想让进来就进来,我不想让进来就不让进来。当年京东和淘宝最大区别是,想在京东上卖东西先得五证齐全,这也体现了价值的主导。

第二,技术规范。技术可以作为平台规范,成为规范的制定者,什么能接入,什么能使用。

第三,技术标准。比如卡奥斯平台,家电企业中海尔的产品能不能接、格兰仕的屏幕能不能接,这些标准往往取决于制定者。

第四,技术守门人。看消费类的互联网企业,什么出租车也要进去,自行车也要进去,外卖也要进去,为什么?有人的地方就有流量,凡是有流量的地方我都要守住,揽客进来。

技术可以操控依赖者,美国对伊朗的PLC设备做了手脚,通过远程操控制造安全隐患。技术可以控制供应链。数字技术在国际竞争中直接影响着政治势力范围,还包括经济、政治势力范围。

中美在科技、数字经济的竞争中和势力范围是关联的。美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很有经验,不容别人挑战他的领导者地位,但现在受到了威胁,今后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所谓的技术优势掌握在谁的手里?

一个是网络中心地位,也就是网络平台的创立者。箭头都指向这个平台都和它进行连接,都访问它。工业互联网企业一定是在我们在座的企业中出现,它和BAT不一样,BAT只是管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这个领域是松监管,而且没有超大型企业。但是工业互联网有非常高度的工业know-how,这就需要大企业来做内部的创新。大企业在发展工业互联网中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对创新的激励不够,存在很多的机制限制。

在全世界最领先的10个操作系统里,安卓占40%,windows占35%,苹果占13%。现在,华为鸿蒙加入,看看能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全球最大的云服务是亚马逊占47%,微软占10%,阿里占7%,谷歌占4%,然后IBM只有1点几。中国云计算是非常关键的,是战略基础设施。

在中美竞争中,到底哪些技术被认为是最关键的?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分成4种类型。

一是战略能力技术,包括网络空间及反卫星、精确制导弹、无人机及水下系统、超高音速、打击车辆。

二是战略新兴技术,战略新兴技术和数字技术有关,比如人工智能、微处理、先进计算、数据分析、量子信息、3D打印、物流机器人、脑机接口和高级监视技术。

三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技术。前一段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委员会发布了报告《非对称性竞争:中美之间的科技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系统力量来进行创新,中美竞争是非对称性的。报告中谈到未来数字经济的战略制高点有四个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平台、数据、供应链。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所以为什么中国4G的投入还没有收回,现在又开始做5G的投入,并全力推进6G的研发。数字基础设施要想追赶的话,短时间内没有投入是追赶不上的。中国要打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这样整个体系到了这个环境中的运行效率快,稳定、安全。

二是平台,前面也讲了很多。

三是供应链、卡脖子技术。美国认为关键技术有三个维度,第一是卡脖子,英文单词就是卡脖子;第二是对特定资源的依赖度,例如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第三是转移难度非常高的系统化基础设施,这些都属于关键技术。

这三个标准是判定它到底能不能称之为关键技术,然后就是怎么来打造技术的护城河,打造技术的护城河是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重要策略,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信息不对称,就是“你知我知,你不知我还知”。我对这个领域的认知和掌握和你是不对称的,要加强知识管理。

第二个是技术的应用范围广。一个核心技术可以在多元领域去应用。

第三个是技术的新颖性。在今天这个时代完全保密有难度,但是技术的创新和迭代速度要快,即便对手已经模仿了,这个时候已经有新知识新技术出来了。

第四个是知识催化技术,就是技术可以赋能其他技术或者业务。

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共同形成竞争的护城河,来确保技术的领先优势。例如,芯片可以用在脑机接口上,放在这个计算上,可穿戴设备AR/VR等等,一个核心技术可以用在多个领域。

另外,关键技术的另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控制力。例如,俄罗斯黑客对美国油气公司的攻击,拦截敏感信息,再一个就是阻断基础设施。是否掌握这些技术、具有这种操控能力是最关键的。

数字经济中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大

在硬件里有联想、华为,大多数都是美国企业。在软件领域里边,包括工业软件、企业软件、应用软件和操作系统,全部都是美国公司,没有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是排在前面的,数据量很大。

下一个数字化转型的增长点就是工业互联网,这里面含着智能制造,就是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尽管中国在toC端的交易额很大,但是在toB端工业、产业领域的数字化交易只有美国的1/10,比日本、德国、韩国都差不少。

在全球的价值链中,以前中美经济我们叫压舱石,美国做创新密集和技术知识密集,我们做劳动力密集,双方互补。但是现在中国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居然跑到最前面来了,这就动他奶酪了,他就会很不爽。

所以中国的经济正在转型,因为靠过去的发展模式投资回报率已经非常低了。想要到2035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老百姓的收入能翻一番,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引擎,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附加值,就要沿着价值链往上攀升,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改变销售、管理、产品设计、核心技术、基础研发,经济的增长才有新的空间。

对中国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真的就“未老先穷”了,将来留给子孙的问题就比较大。但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这样去走的话,其他国家觉得动了自己的奶酪,技术的竞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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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小英

    北京大学

    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

    北京大学 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

    北京大学本硕博。工业与信息化部通信专家委员会委员,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席、国家知识管理标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泰安市智能制造产业专家委员会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案例研究中心学术主任,中国信息经济协会副理事长。在美国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多所大学短期学习或做访问学者。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