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英:国际科技竞争与创新人才战略系列(四)

  • 董小英

  • 2022-06-22

  • 来源:老不董课堂

在卡脖子技术中,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非常深入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网络安全政策专家萨姆·萨克斯提出的“小院高墙”策略,就是要把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如前面提到的战略能力技术、关键新兴技术、加速器技术、护城河技术对中国进行封锁。

因此中国企业必须要能够持续对科技研发加大投入,吸引关键性的人才,打造研发创新的体系,确保把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掌握在自己手里。所谓的“高墙”,即通过多边出口管制和技术能力护城河,加大投入,一方面吸引关键人才,另一方面打造研发创新体系吸引人才限制中国投资美国技术领域;限制中国人进入敏感实验室。美国在这方面有很悠久的历史。二战以来,美国在任何一次国际竞争中都是通过技术的创新来确保国家的领先优势。

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拜登提出的2,5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科研的法案。法案中就是要把俄罗斯、中国等排斥在外,美国是要把核心技术以及核心技术的研发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的基础研究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在这方面中国与国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关于卡脖子技术,现在对中国的卡脖子技术,不仅仅是在软件方面,还包括在一些制造业,例如芯片的制造。在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企业也提出一定要打造竞争的护城河。竞争的护城河就是要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技术应用范围快速的技术新颖性和技术的催化能力来确保这种竞争,这使得中国企业难以超越。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所面临的这种竞争是很严峻的。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贸易竞争现在已经白热化。但是在科技竞争中,这才是中美的这种未来发展中最硬核的领域。为什么中美之间会有这种科技的竞争?竞争的背景到底是什么?这可以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为什么美国不和印度去竞争,而要把中国列为整个的竞争对手?

现在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图。二三十年前我在讲这个曲线的时候,是两个曲线图,还有一个全球价值链哭泣曲线图。所谓的哭泣曲线是指在价值链的高端都是知识密集型、创新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而低端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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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企业的经济发展,最初走的是来料加工,组装等,这是在价值链的低端,是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在这段时期有不少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资金资源资本储备以后,开始进入到第二阶段,资本密集型。一些有了资本的企业就去收购,去并购,去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在价值链的更高端,实际上我们发现白领的工作仍然留在美国做,而只是将蓝领的工作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做了,这就是他们在资本驱动下达到的一个最优组合。

在这个组合中,美国的科技企业受益良多。苹果公司的60%~70%工作都是劳动密集型,苹果公司把它放在中国做。在整个价值链中,苹果公司的获益是58%,销售渠道是32%,中国在苹果公司价值链中的收益只有1%,中国企业出卖的是劳动力。

通过在思科公司的调研中了解到,思科的价值链在过去的30年时间,毛利始终保持在60%~65%,纯利保持在24%~26%之间,这样它的收益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思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思科的制造业97%都是外包,而制造成本只占思科公司总成本的3%。在价值链中思科紧紧抓住高端,就是这个高端给思科公司创造了巨额财富。

如果中国的整个经济产业格局仍然是这样一个结构,美国也不会把你做为竞争对手,但是中国现在有了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经过30年的积累,也正在向价值链的最高端攀登。

目前在全球的PCT专利中,在世界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有三家,排第一的就是华为。所以中国企业也要靠创新、靠知识、靠技术获得这种溢价。现在中国企业已在全球产业链中动了美国的奶酪,也动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奶酪,这让他们感觉到这是对他们的一个巨大挑战和压力。在中美的竞争背后,实际上就是由于科技力量的竞争给全球的格局带来变化。

延伸阅读:

董小英:国际科技竞争与创新人才战略系列(三)

董小英:国际科技竞争与创新人才战略系列(二)

董小英:国际科技竞争与创新人才战略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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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英

北京大学

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

北京大学 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

北京大学本硕博。工业与信息化部通信专家委员会委员,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席、国家知识管理标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泰安市智能制造产业专家委员会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案例研究中心学术主任,中国信息经济协会副理事长。在美国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多所大学短期学习或做访问学者。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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